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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剧作家为低酬发牢骚没有好剧本是肯定的

发布时间:2019-10-21 14:57:20 编辑:笔名

编剧作家为低酬发牢骚:没有好剧本是肯定的

据西安晚报报道,前不久在2005年影视作家联欢会上,着名作家刘震云发了一通牢骚,为编剧们的低报酬叫屈:“如果一部电影需要十块钱的投资,却只付给编剧一块钱,没有好剧本出现是肯定的。”编剧的地位在电影体系里到底如何?他们又能拿到多少版税?为此采访了几位着名作家、编剧。

王刚被《天下无贼》折磨3年

“只付给十分之一。”这个说法马上让冯小刚卖座的电影——《天下无贼》的编剧王刚摇起了头,“《天下无贼》投资有几千万元,如果给了我几百万元,我就非常满意了,实际上怎么可能?”令人觉得最“没意思”的是剧本一次又一次地被逼修改。“某一个场地或者一个美工出了点差错,都会给导演造成极大的刺激;一些莫名其妙的人的点子,也会给导演们带来如获至宝的感受。导演们的脆弱绝对超出你的想像,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,他们都会心惊肉跳,本来很聪明的人这时也变得相当愚蠢,便开始不停折腾剧本。演员也好,摄影也好,他们拍一部戏都有时间限制,编剧却没有。”写《天下无贼》,从第一稿到开拍之前的最后一次修改,王刚的写作时间跨度为3年,虽然并不天天在写,但这3年之间,《天下无贼》一直有形无形地在折磨着他。

令王刚最恼火、最啼笑皆非的是,在离《天下无贼》开拍的3个月前,突然有人说:“把傻根换成女的怎么样?”王刚一听,整个人都蒙了,于是开始反反复复地向所有人证明——傻根这个角色绝对不能是个女的。“如果把傻根变成个女孩,那她除了哭之外,屁事都不会干!”在面对媒体的采访中,王刚不止一次地说过:“写剧本,只是我回到文学中的一个阶段,因为我在那个时候就跟退休一样,无所事事,觉得写剧本好歹还是一项文学工作,可是在写《英格力士》之后,我发现剧本是极其无聊的。相当长的时间内,我不知道剧本该怎么写。”

余华《活着》的版税是5万

说到作家在其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中的“吃亏”问题,余华肯定是第一发言人。去年他来南京时,曾向抱怨买下《活着》电视改编权的公司拖欠他20万元长达一年之久。1993年,小说《活着》的电影版权买主是张艺谋,余华居然还能记得当年的那个价码:“张艺谋给了我5万多元,算不错了。”至于现在的“行情”,余华感慨:“刘震云说一部片子投资十块,他只能拿到一块,那是他吧,我拿到一毛就不错了。咱们就这个状况,当然出不了好编剧。二三十年前,法国一个很有名的导演,当时在欧洲电影界很不屑好莱坞商业气氛的情况下,他却只身去了美国,面对不解的人,这位导演说,因为好莱坞有最好的编剧。最好的编剧是怎么来的?当然是因为他们有最高的薪酬。”

毕飞宇看什么人出什么价

十几年前,张艺谋看中毕飞宇的《摇啊摇,摇到外婆桥》,改成同名电影,拿到奥斯卡上去晃了一圈。当时张艺谋拿了多少钱买下,毕飞宇实在没印象了,“那时候我才二十几岁,也不懂什么行情,而且那时候价格普遍低得要命,我觉得张艺谋给得还行,就卖了”。如今,熟悉了行情的毕飞宇是“看人出价”,曾有一个地方戏的导演特别喜欢《青衣》,想改编,毕飞宇没收一分钱便送出去了。他说:“有些人的语调你一听就听得出来,他特别喜欢,但又有点胆怯,因为他没钱。”相反,一些奔着纯商业目的进行的剧作,毕飞宇肯定不会那么好说话。毕飞宇还开玩笑说,演员和导演是“先富起来的那一部分”,希望有天大家可以共同富裕。

莫言拍《红高粱》拿到800元

张艺谋的“崛起”跟一个作家息息相关,他就是莫言。1986年夏天,莫言还在解放军艺术学校读书,放暑假了,其他同学都回家了,莫言还没走。有一天楼道里有人喊他的名字,那是莫言第一次见到张艺谋。张艺谋穿着一双老百姓穿的用轮胎内胎缝制的简易凉鞋,鞋带可能在公共汽车上被人挤断了,他提着鞋来找莫言,“他被晒得黑黑的,可能当时正在西北拍《老井》,他说想要改编《红高粱》,我说随便改吧,我不是什么名作家、名人,你绝对不要忠实于原着,你愿意怎么改都行。”一切按规定去办,莫言得到的电影版税是800元钱,这是当时的统一价。“《红高粱》是个中篇,就算是长篇,规定的版税也就是千把元吧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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